为纪念“5·17”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深入贯彻落实讲话精神，紧扣国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部署，加快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5月29日至30日，由浙江省社会学学会指导、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主办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学术论坛在浙江师范大学正阳楼2号楼顺利举办。来自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上海大学等全国二十余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知名专家、青年骨干及研究生代表齐聚金华，以学术研讨致敬十年思想领航。本次论坛设特邀报告与主旨报告两大环节，以理论创新回应时代重大命题，共同推动中国社会学在开放实践中提升学科主体性、原创性与解释力。

论坛开幕式于5月30日上午举行。由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党委书记王巨山主持，浙江师范大学副校长张建珍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她指出，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上成果丰硕，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鲜活实践场域，也赋予了学科全新的时代使命。她简要介绍了学校办学特色、社会学学科建设历程与交叉学科发展优势，表示学校将以本次论坛为契机，立足中国实践、融通中外学术资源，凝聚学界合力服务国家战略，助力中国社会学高质量发展。

特邀报告阶段由浙江师范大学刘梦教授主持。

浙江大学毛丹教授基于浙江“村咖”这一新兴现象的实证调查，深刻剖析了后生产主义语境下乡村转型的微观机制。他指出，“村咖”的兴起不仅是消费空间的重构，更是城乡关系从“单向分离”向“双向互嵌”转变的缩影，折射出乡村功能从单一的粮食生产向居住、生态、文旅等多功能复合的跃迁。他特别强调，这一现象背后是政策驱动力、产品设置力与要素配置力的三元协同，尤其是“反向推拉”效应使得城市优质资源得以回流乡村。同时，他敏锐地指出了业态同质化与治理生态适配的风险，认为“村咖”作为观察逆城市化与城乡要素流动的窗口，其可持续发展亟需构建包容性的乡村治理生态，避免陷入“网红快闪”的短命陷阱。

中山大学余成普教授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系统梳理了社会学与人类学在自主知识生产上的分野与融通。他将现有的知识生产方式概括为“拿来主义”、“修复主义”与“本土主义”三种路径，并指出当前本土概念创造虽具自主性，却面临难以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普遍性困境”。他认为，真正的自主知识体系应具备“自主性”与“一般性”双重维度，既要深植中国土壤，也要具备走向世界的潜力。为此，他主张打通社会学“宏观想象力”与人类学的“深描”传统，通过“情境比较”将中国问题置于全球视野下进行审视，从而实现从“特殊”到“一般”的理论跃升，避免学科壁垒造成的知识碎片化。

浙江师范大学陈占江教授则回溯思想史脉络，以费孝通与钱穆两位巨擘的跨时空对话为切入点，探讨了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根基。他痛陈百余年来国人思维方式的“西化”困境，呼吁从“西方眼光”回归“中国眼光”，重建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主体自觉。他提炼出二者在“文化有机体论”、“知识分子中心论”及“内发性现代化”三个层面的高度会通，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根植于“情理交融”的文明土壤，而非照搬西方的理性铁笼。他警示学界不能仅停留在书本历史的学习，更要深入民间生活实践，倡导“带着《论语》去田野”，在中西思想的会通处筑牢中国社会学的精神底座与价值归宿。

主旨报告阶段紧扣三大核心议题展开：一是数字化与全球化浪潮下的社会变迁，二是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创新，三是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路径。多位专家先后作主题发言并进行专题对谈，分别就社会变迁与基础、基层治理数智与创新、发展与消费、乡村社会转型、社会学研究方法革新、本土概念提炼等关键问题展开深度阐释。

主旨报告第一阶段由浙江师范大学许涛教授主持。

上海大学张敦福教授从费孝通先生“消遣经济”的经典命题出发，重新审视了从传统乡土社会到现代工业文明进程中，中国人的劳动、休闲与消费伦理的深刻嬗变。他指出，传统“禄村”语境下的“消遣经济”并非懒惰，而是一种“知足常乐”的生存智慧与重要的社会整合方式；然而，在数字化与全球化双重裹挟的当代，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急速推进，我们虽已告别物质匮乏，却陷入了“生产过剩”与“休闲消失”的悖论。另外，他借由“弯道超车”的隐喻，批判了技术本应解放人力却反而加剧时间剥夺的现实，呼吁学界正视从“生产者社会”向“消费者社会”转型过程中，被智能手机与算法吞噬的闲暇时光，以及重建“懒惰权”与休闲尊严的紧迫性。

安徽大学吴宗友教授则将目光聚焦于数字时代“家国同构”脉络下的家庭微观场域。他敏锐地捕捉到，随着智能终端的普及，传统人际交往正遭遇“工具的主体化”与“主体的工具化”双重异化，即人沉溺于屏幕互动，却失去了面对面感知真情的能力。他深刻剖析了这种数字生存状态对传统家庭超稳固结构的冲击：爱情因即时通讯而变得廉价且充满不确定性，智能陪伴正在替代凡人的婚姻纠缠，家庭面临着“断亲、断代、断家”的三重破碎风险。他强调，面对家庭居住空心化、情感空心化与教养空心化的挑战，必须回归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通过强化感性教化、净化网络生态，在数字洪流中筑牢社会治理的德治基石。

浙江师范大学方亚琴教授立足浙江省“1612”数字化改革的总体框架，系统阐释了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浙江经验”及其背后的张力。她将数字技术的嵌入路径精妙地概括为三种理想类类。其一，“行政主导型”，如一码通、141平台；其二，“项目驱动型”，如未来社区智慧系统；其三，“需求驱动型”，如微信群、小程序。她指出，当前治理效能差异的根源在于“技术刚性”与“治理弹性”的错配。同时，她特别提醒，在“30125”式的高效考核与“指尖形式主义”并存的当下，基层治理正面临“数字负担”与“可持续运维”的双重考验，未来的改革需在技术理性与组织韧性之间寻找平衡，避免陷入“越精细越失准”的内卷泥潭。

主旨报告第二阶段由浙江师范大学吐尔文江·吐尔逊教授主持。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林晓珊教授跳脱短期刺激政策的局限，提出了极具前瞻性的“发展型消费社会”原创性概念。他直面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的“低消费之谜”，批判了物质型消费社会带来的文化焦虑、阶层固化与生态危机。他主张，提振消费不能仅靠消费券等“外部刺激”，必须从制度层面构建以“投资于人”为核心的新型社会形态。通过加大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消费投入，将消费逻辑从“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从而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经济内循环的畅通与社会公平的增进。

华中科技大学狄金华教授从金融视角重新审视了地方政府行为逻辑，揭示了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后基层治理的深层变革。他指出，随着专项债的大规模发行，基层政府通过设立“国有企业”承接项目，实质上构成了“行政借道企业”的新型制度嵌合。这种创新虽缓解了财政体制的刚性约束，却也导致了债务攀升、预算软约束及投资效率下降等意外后果。他的研究警示我们，在跨周期调节的政策背景下，需警惕专项债从“长期政策工具”异化为“短期资源汲取手段”，避免陷入“借新还旧”的融资闭环。

北京工业大学陈锋教授以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为切片，深刻剖析了精细化考核的演进逻辑与治理悖论。他提出了“指标补丁”这一原创概念，生动描绘了上下级政府在考核指标上的反复博弈：从“三率”权重调整到“负面清单”扩容，再到“万能诉求比”引入，每一次技术修补都试图解决问题，却又催生了新的规避行为，譬如制造虚假工单、引导工单剔除等。他指出，当考核分数极度趋同、区分度丧失，且基层治理自主性被“一单定生死”的工单逻辑彻底挤压时，便会陷入“越考核越内卷、越回应越忙乱”的制度困境。

主旨报告第三阶段由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学学科负责人袁松主持。

北京师范大学董磊明教授基于对乡村社会二十年变迁的深描，提出了介于传统型乡土社会与现代型城市社会之间，兼具稳定性与动态性的“间质型社会”这一极具解释力的理想类型。他援引生物学中“结缔组织”的隐喻，刻画了当下乡村作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制度嵌合体”的复杂面貌：它既非回归乡土，也非全然城市化，而是在生计模式时空折叠、社会关系有限一致、多元规则情境性选择的动态中，展现出惊人的结构韧性。他呼吁，面对这一“生成中的社会形态”，社会学研究需从静态描述转向机制追踪，从工程性干预转向生态型培育，为城乡融合时代的基层治理创新提供理论指引。

武汉大学桂华教授直面“强国家时代”财政资金大规模下乡的现实，对村庄公共品供给机制进行了精细的类型学划分。他将公共品解构为“标准化程度”与“基础性”两个维度，指出项目制治理虽能有效供给电网、道路等标准化产品，却难以适配小型农田水利等非标准化需求。他主张，理想的治理应回归“出资、受益、决策”三位一体的本源，借鉴家庭与企业的高效组织逻辑，避免政府大包大揽导致的资源错配，在公共品供给中重塑农民的主体性与公共精神。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邢成举教授深入乡村微观场域，从“道德报偿”、“沾光”与“不忘本”等本土语汇出发，阐释了农民行动观念中传统伦理与现代期待的辩证融合。他纠正了单纯的“内外有别”论，指出村民对返乡精英的“施惠期待”并非简单的利益瓜分，而是一种基于桑梓情谊的共享发展诉求。他强调，这种“沾光”心理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重要的缓冲机制，理解“新乡贤”现象必须将其置于“不忘本”的伦理共识中，这正是中国社会学回应乡村治理实践、提炼本土概念的典型范例。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守“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紧扣高水平对外开放时代背景，强化学科主体性、理论原创性与方法自觉性，在文明互鉴中提升学术话语权，在回应重大社会问题中增强理论解释力，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发展道路。

闭幕式上，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学学科负责人袁松作总结讲话。他表示，本次论坛既是对“5·17”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落实，也是社会学人回应时代之问的生动实践。他回顾了学科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团队扎根浙江改革热土，在“千万工程”“枫桥经验”及义乌跨国移民社区研究中的深厚积累。面向高水平对外开放，浙师大社会学学科将凝练三大特色方向：一是聚焦“发达地区基层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重点研究贸易格局调整下的社会风险治理；二是深耕“全球化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动浙江经验国际推广；三是推进“中国治理经验的跨文化传播”，深化国际移民融合与“一带一路”文明互鉴研究。未来，学院将增强理论自觉，构建“理论研究+决策咨询+社会服务”的立体办学模式，力争产出更多具有主体性与原创性的标志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