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全球化语境与文化趋同的挑战下，中国话剧如何坚守本土立场、挖掘民族资源并回应时代命题，成为亟待探索的课题。天津，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曲艺之乡和港口城市，其独特的码头文化孕育了丰富的地域叙事资源。由2023年国家艺术基金（重大舞台剧目与创作）资助项目，天津音乐学院戏剧影视系张华轩宇教授带领系内师生创排的原创天津百年话剧《太平码头》，以码头为空间轴心，从清末到新时代的百年沧桑为时间轴线，通过一系列“小人物”的命运浮沉，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既往研究或侧重于该剧的文化意义，或概述其故事内容，而对其导演艺术本体——即如何通过具体的舞台手段、叙事结构与表演方法将地域、民族与时代主题转化为有效的剧场语言——则缺乏深入剖析研究。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聚焦于《太平码头》的导演创作层面，分别从“地域化表达”、“民族化表达”及“导演戏剧创作手法的结构创新”三个维度，研究其艺术成就，以期为中国当代话剧的创作实践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参照。

一、地域化文化表达的舞台重构

（一）方言台词的剧场性重构

《太平码头》在地域化表达上的导演构思，主要围绕两大支柱展开：一是对天津方言的舞台化运用，二是对多种曲艺形式的融合运用，二者共同构成了全剧鲜明的艺术风格与叙事基调。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更是身份的直接标识。在该剧中，导演毅然选择以天津方言作为全剧的对白基础，这并非为了猎奇，而是将其作为塑造人物、构建真实感、参与戏剧冲突的核心手段。

导演将地方性生活经验提炼、内化，进而转化为演员具体的表演语汇、鲜活的舞台行动与整体的剧场氛围。天津方言作为整部戏的身份标识，通过方言精准地刻画了不同人物的社会身份与性格特征。例如，剧中对杨二嫂的刻画，超越了“泼辣直率”的单一层面。她的语言节奏快、嗓门亮，善于运用“嘛”、“了不得”、“好家伙”等语气词加强情感冲击。她的智慧不仅是“苦中作乐”，更是一种主动的、具有攻击性的生存策略。她的语言，是码头底层生存竞争中练就的一套锋利而充满韧性的声音盔甲。还有剧中于寡妇的语言，与杨二嫂构成了一体两面的女性生存写照。她将生活的重压和世间的凉薄，用自嘲、比喻重新组织，体现一种能够让自己继续“活下去”的精神状态。与杨二嫂对外部世界主动出击的“语言交锋”不同，于寡妇的言语更像是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构建一种与外界交流的内心防线。两人的人物语言都体现出当时底层女性对未来“好生活”的向往、乐观与希望。

更具导演匠心的是，方言被赋予了对抗权威的政治隐喻功能。在剧中，当日军或国民党军官用标准化的、带有强制性的官方语言，如普通话或日语下达命令时，码头工人们用地道的天津方言进行回应、周旋甚至“软性”抵抗。这种语言上的“不通”与“错位”，戏剧性地消解了官方话语的权威性与严肃性，成为底层民众一种独特的、无声的政治表达。例如，在面对伪军执行日军征用船只的命令时，码头百姓用一连串快速、俏皮且故意“跑题”的天津土话进行应对，既表现了无奈之下的智慧，也于无形中筑起了一道文化认同的壁垒。导演通过这种语言层面的对抗，巧妙地将地域文化提升至反抗文化同化与政治压迫的高度。

（二）曲艺元素的叙事化

在导演创作中，其大量使用了天津快板、西河大鼓、相声、时调等传统曲艺元素。全剧摒弃了传统的写实场景切换，创造性地运用天津快板作为时空转换的枢纽。这种曲艺形式的运用也被创造性地提升为一种核心的戏剧结构方法和叙事美学，深度参与了时空转场、节奏控制、主题表达与观演关系的重塑。其中快板艺人以间离效果评述世情，其唱词往往凝聚民间智慧，或讽刺时弊，或慨叹命运，为观众提供一个超然的、充满民间立场的观察视角，引发思考。通过一段节奏明快、叙事凝练的快板词，既交代了时代背景的变迁，又概括了其间的人物命运。而在处理佟五、杨二嫂、状元孙等人生命结束的悲剧性高潮时，导演则摒弃常规配乐，引入苍凉悲壮的西河大鼓，其婉转唱腔与沉重鼓点宛如历史本身的叹息，将个人牺牲升华至民族悲歌的史诗高度，极大地增强了戏剧的感染力与历史厚重感。这种手法不仅极具戏曲写意精神，更赋予了全剧一种独特的、带有天津地域特色的叙事韵律，形成了具有独特津味的“历史蒙太奇”。

导演还将相声艺术中经典的“捧逗”技巧巧妙地转化用于人物对话，特别是在码头工人们的群戏之中。这种手法通过“抖包袱”、“接梗”等言语往来，产生了多重戏剧效果。这种幽默机智的对话方式，既刻画了群体性格，又凸显了天津人“苦中作乐”的幽默特质，更在嬉笑怒骂间揭示了人情冷暖与社会矛盾。在“插科打诨”之间，人物关系得以快速建立，市井生活的烟火气与码头江湖的独特气息扑面而来。在看似轻松的调侃背后，还蕴藏着底层民众对世道不公的嘲讽、对命运的无奈，或彼此间相濡以沫的温情，使喜剧效果之下更具现实厚度。

二、津码头文化中的民族化表达

（一）民族文化下人民的语言风格与生存哲学

《太平码头》的民族化表达，并非通过宏大的政治口号或英雄史诗来完成，而是沉入市井肌理，通过描绘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语言风格与价值观念，来折射中华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的群众集体性格与民族文化精神。

码头，作为南来北往的枢纽，天然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导演通过人物的语言风格，精准捕捉了这一点，剧中人物的“能说会道”，不仅是天津人幽默天赋的体现，更是在历史动荡的夹缝中练就的精密“生存之法”——他们以机辩的言语化解冲突、维系人情关系网，这种“嘴皮子上的功夫”与“扛大个”的体力劳动一样，都是维系生计的务实技能；而“苦中作乐”则是在连续的战争与动荡中，普通百姓维系精神不倒的生命韧性。无论是面对天灾还是人祸，剧中人物总能找到自嘲与宽慰的方式，这种乐观并非麻木，而是一种深刻的生存智慧，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精神的民间写照。

剧中“太平号”火轮船是全剧精神谱系的核心象征物。它承载的意涵与码头文化交相辉映，共同构筑了从个人生存、家园守护到民族命运的完整叙事，使其成为贯穿全剧的精神图腾，它的象征意义随时代波澜而动态演进。对民族资本家金三爷而言，它是实业救国的理想与改变家国命运的“活法”；对佟五等码头群像而言，它则是养家糊口的饭碗与最直接的“活命”依靠。这种双重性恰恰映射了战乱下中华民族最普遍的渴望——既求最基本的生存，也求有尊严的未来。因此，保卫“太平号”的行动，便从保护“具体财产”升华为保卫整个码头群众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家园。当外敌或内乱企图夺走或毁灭它时，佟五、胶皮唐和金海清的誓死守护，以及在身上带伤的佟五和胶皮唐被日军押走后，金海清所彻悟的“船在人在，船毁人亡”，其深刻性在于他意识到这艘船已超越了铁木之躯——守护它，既是对父亲未竟遗志的承担，更是对一个民族于存亡之际必须坚守的民族气节与精神象征的捍卫。“太平”二字，是全剧的诗眼，是码头世世代代人民乃至整个民族对安定、秩序与美好生活的终极向往，象征着中华民族无论经历何等劫难，其文明血脉与民族意志永不沉没。

（二)生活场景的“津味”复刻与肢体语言的地域特征

在《太平码头》中，导演对民族性的刻画，其精髓在于对天津码头市井生活肌理的真实性复原与艺术性提纯，这种“津味”构作深入到了生活场景的呼吸与人物行动的骨血之中。其中“二嫂子早点铺”是一个贯穿性的舞台意象与意义生发的场域。它远不止是“嘎巴菜”“豆腐脑”等小吃名称的陈列，更是其制作过程的热气、食客用餐的声响与围绕摊位展开的完整市井生活交际网的全景呈现。一碗寻常小吃的命运，由此默默折射出整个码头百姓的命运，导演将百年历史的宏大叙事牢牢锚定在这最具烟火气的日常细节之上，使民族的苦难与韧性获得了可触、可感、可嗅的实体载体。

与此同时，导演对地域性肢体语言的把握，其体现为对天津相声等曲艺表演身段程式的生活化统一与融合。在码头工人们的群戏中，人物互动被赋予了鲜明的节奏感，导演借鉴了相声“捧哏”与“逗哏”间呼应、递进、转折的默契关系，如当一人高声诉苦或调侃时——扮演“逗”者角色的工人；周围的工友会呈现出侧身倾听、挑眉质疑、适时插话夸张应和或摇头撇嘴，形成喜剧反差等经过设计的、协同的形体反应——群体“捧”者，这使得天津方言中特有的幽默、讥讽与江湖义气得以视觉化地生动呈现。

此外，导演从码头劳工、小贩、艺人的日常生活中，敏锐地捕捉并提炼出那些生动、典型的形体细节生活习惯，然后将这些充满生活质感的动作，自然而精准地融入到演员的表演中，使舞台上的每一个身姿、每一次反应，都打上了真实可信的地域与职业烙印。无论是搬运重物时沉稳的躬身步伐、吆喝叫卖时富有表现力的手势与体态，还是休憩听曲时特有的松垮坐姿，每一个细节都不仅是角色个体的习惯，更是其社会身份、行业特征与时代处境的无声告白。正是通过这种对生活场景近乎人类学观察般的细致复原，与对肢体语言高度艺术化和地域化的提炼编排，为观众构建了一个呼吸着的、充满历史质感与生活韵味的“津味”戏剧时空，让民族精神与地域性格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深深渗透在每一句方言、每一次交易、每一个默契的眼神与每一次充满生命力的身姿之中。

三、导演戏剧创作手法的结构创新

（一）非主角中心叙事手法

导演刻意淡化了个体英雄的光环，转而采用了一种“卷轴式”的群像塑造法。剧中金三爷代表着实业救国的民族资本家、金海清代表着以文化传承为己愿的知识分子、佟五代表着舍身抗暴的底层劳动者、以及杨二嫂、于寡妇、快板艺人等市井百姓，共同构成了这幅画卷中并置、交织而又各自独立的人物谱系。其赋予人物以充分的叙事权重和情感空间，他们的命运线索如经纬线般平行发展又时而交汇，但没有一条线索能完全覆盖或主导其他线索。这种结构刻意削弱了任何个体的“主角光环”，使金三爷的理想、金海清的抉择、佟五的刚烈、乃至市井小民的日常，都成为历史河床上分量相当的砾石。

在这一谱系中，快板艺人被赋予了多重且集中的戏剧功能——他是时空的转场者、市井的评述者、群戏的黏合剂。他不同于金三爷、金海清、佟五等承载具体社会命题的核心人物，也不同于杨二嫂、于寡妇等体现生存韧性的市井代表。在码头工人们的群戏中，他运用相声“捧逗”技巧参与对话，其插科打诨不仅制造喜剧节奏，更在嬉笑怒骂间自然引发出其他人物对时局的态度与关系张力，从而激活并串联起多个角色的反应，使群像互动更具层次。导演通过这一角色证明，在去中心化的叙事中，某些人物可以不必背负沉重的历史象征，而是以其鲜明的艺术形式特征，成为统一群戏风格、凝聚市井气息的结构性元素。正是通过这种去中心化的叙事，戏剧的焦点从歌颂“个人的传奇”转向了凝视“时代的命运”与“群体的生存”。

此外，像报童、车夫、小贩等更为边缘的“条件人物”，在巧妙的调度下，成为了灵活的历史见证者与评论者。尤其是那个穿梭于各幕之间的报童，他以卖报的吆喝声，不仅通报了诸如“武昌起义成功”、“日军轰炸重庆”、“天津解放”等重大历史事件，更以一种间离效果，引导观众跳出情节，冷静审视时代变革。这些小人物的集合，共同构成了一幅饱满而富有张力的历史众生相。

这里每一个角色都不是推动历史的巨人，而是被历史洪流塑造、并在其中奋力泅渡的普通人；他们的集合，而非某个孤立的英雄，而是共同构成了历史真正的书写主体。这种叙事策略，让观众在码头这个微观世界里，看到了民族精神最广泛、最坚实的民间基础，更深刻地揭示了“历史由人民创造”这一唯物史观深刻而具象的艺术诠释。

（二）历史跳跃时空表现手法与时代性的舞台戏剧表达

与群像叙事相匹配的，是导演对时空的大胆处理。全剧采用三幕剧的“断裂式”结构，直接选取了1911年清廷崩解、1938年天津沦陷次年和1948年解放前夕这三个决定民族命运的关键年份，并将它们如同三块沉重的历史碑石般并置在舞台上。幕与幕之间摒弃了线性的、解释性的过渡，刻意保留了巨大的时间裂隙与叙事留白。这种“断裂”并非瑕疵，而是一种主动的美学策略，它打破了传统历史剧惯有的因果平滑感，这种历史切片般直接并置的表现手法，形成强烈的“蒙太奇”效果。迫使观众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者，而必须调动自身的历史知识与情感，在跳跃的图景间主动去连接、思考不同时代之间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因果，极大地激发了观众的思辨参与。

在舞台视觉呈现上，导演紧扣“时代性”这一主线，其核心是“太平号”火轮船这一贯穿性的主导意象。它的演变轨迹构成了一部高度凝练的视觉史诗：从殖民遗产“史蒂文森号”，到彰显民族主体意识的“太平号”，再到作为牺牲品的战争残骸，最终其意象在解放后中获得精神性重生。这一过程超越了简单的道具更替，实现了对近代中国从器物层面到精神层面之艰难转型的舞台呈现，使轮船成为苦难、抗争与新生的复合象征体。

导演的舞美灯光设计围绕此核心意象，灯光从清末的昏黄似旧时代的暮光，沦陷期的青灰冷光营造出压抑的殖民空间，解放时刻炽烈如血的红色则宣告了暴力的终结与信仰的灼热，而新时代的明朗色调指向了创伤后的疗愈与重建。多媒体投影的运用，将历史档案影像如旧报章、纪实照片；作为“证据性”素材直接植入舞台，与演员的即时表演形成历史时空与戏剧时空的对话与互文，强化了叙事的纪实厚重感。以及人物服装从长袍马褂到现代文化衫的演变，共同构建了一套清晰的视觉编年史，强化了时代变迁的戏剧表达。

导演通过灯光、影像、服装与核心道具的运用，以高度统一与融合的方式，将舞台空间转化为一个流动的、可读的历史意识场域。所有这些视觉元素以“太平号”为中心有机交织，让观众不仅观看故事，更是在经历一场由视觉语言直接书写的感官性历史启蒙，使其获得了一种超越台词表达的、直击人心的综合感官力量。

四、创作意义

（一）青年群体的历史认同创作的教育意义

该剧在总负责人的带领下，采用天津音乐学院师生共创共演的模式，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教育意义的实践。对于参与创作和表演的青年学生而言，他们不再是历史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通过深入的地方调查、方言学习、角色塑造。师生们需深入天津码头故地，走访老街坊，采集口述史，对方言声调、市井习俗乃至行业黑话进行语言学与社会学式的探究。这使青年学生从书本中的“学习历史”转变为在具体的地理与文化坐标中“打捞历史”，师生们主动地“走入”历史，“化身”为历史中的人物。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使得书本上的历史事件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情感记忆，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是“课程思政”与艺术实践深度融合的典范。

进入创排阶段，教育重心则转向表演作为研究方法。学生演员需要将前期积累的地方性知识，通过身体、声音与情感进行转化与输出。饰演金三爷，需理解近代民族资本家的实业理想与历史困境；化身佟五，则需体会底层劳动者以身体抗暴的伦理抉择与情感逻辑，而塑造金海清，则必须把握一位文化传承者在历史狂澜中，其守护行动从坚守父辈器物到觉悟家国象征的精神升华轨迹。这种“化身”过程，是一种深刻的共情训练与历史思辨，它让历史人物不再是教科书上的扁平名字，而成为具有动机、矛盾与温度的生命个体。在此过程中，专业技艺“声、台、形、表”的训练与价值观的塑造实现了同构：对方言精准度的打磨，即是对文化尊重的实践；对角色命运的理解，即是对家国历史的体认。而对如金海清般“船在人在”誓言的践行，则使青年演员在舞台上亲历了个人承诺如何与民族存亡融为一体的深刻教育。

最终，这一模式的成功，为艺术院校的“课程思政”与专业教学融合提供了可复范的范式。它证明，价值观教育并非简单灌输，而是可以通过高难度的艺术创造过程得以实现。当师生们将一部凝聚着地方记忆与民族精神的作品呈现于公众时，高校便完成了从知识传承到文化再生产与社会服务的功能跃升，生动履行了其作为文明记忆载体与时代精神塑造者的核心社会责任。

（二）地域化、民族化的文化传承与批判性思考

《太平码头》为津味话剧乃至所有地域话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成功的地域化表达，必须超越“民俗奇观”的浅层展示，而应致力于在特殊性的土壤中开掘出普遍的人性深度与历史逻辑。该剧虽然充满了浓郁的“津味元素”，但其核心讲述的却是关于生存、抗争、牺牲与希望的普世命题。导演通过杨二嫂等人物所展现的“乐观哲学”，并非一种廉价的、脸谱化的欢乐，而是历经磨难后依然热爱生活的生命韧性。这种基于人性深度的历史反思，使得地域话剧获得了超越地域的普遍感染力。

《太平码头》的导演创作，成功地将地域文化——方言、码头、曲艺，与民族历史命题——生存、抗争、解放、重生，进行了深度的艺术熔铸。它通过“太平号”这一意象的精密塑造，以及对方言与曲艺的灵活运用，让一个天津码头的故事，升华为一部关于中华民族在近代洪流中如何以坚韧的日常智慧守护生活、守望“太平”的动人史诗。如果将其创作模式概括为：“地域化是载体，民族化是内核，时代变迁是主线。”《太平码头》的导演艺术成功地将这三者熔于一炉，证明了地域文化不仅是创作的源泉，更是通向理解民族精神与时代命运的重要路径。《太平码头》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其艺术成就，更在于它示范了一种将地方知识、民族叙事与时代命题进行的、可持续的、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实践模式。

五、结语

通过对《太平码头》的导演艺术本体研究分析，其核心成就在于构建了一套完整自洽且可复现的导演工作方法。这套方法以地域文化为原料，以舞台时空为实验室，回答了“如何将地方故事转化为民族史诗”这一当代中国话剧的核心创作命题。导演并非简单搬用符号，而是完成了从素材到语法、从现象到精神的层级转化。将方言、曲艺转化为节奏与结构的内在戏剧动力；将市井空间建构为承载历史关系的舞台社会学模型；将群像命运编织为透视时代精神的集体传记。这标志着导演创作从依赖灵感的个体实践，走向了具有清晰美学理念与操作路径的理性构建阶段。

话剧《太平码头》以其精湛的导演艺术，完成了一次对天津码头文化从形式到精神的深度舞台书写，通过非中心叙事与时空跳跃的结构创新，构建了宏大历史的个性化表达，成功地将一个地方故事淬炼为一部关于现代中国命运的精神史诗。这部剧作的深层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创作范式：即如何通过对地域文化基因的深度分析与研究创作，来抵达民族集体记忆的核心，并实现对宏大时代命题的精准、生动且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回应。它昭示着，中国话剧的民族化与现代化道路，并非向着抽象概念的攀升，恰恰需要沉入《太平码头》这般具体的历史地层与文化现场，在“地方性”的坚实根基上，生长出具有普遍解释力与感召力的当代叙述。因此，该剧不仅标示了“津味”话剧的新高度，更以其完整的艺术逻辑与实践成果，为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讲述兼具文化根性与人类共通情怀的“中国故事”，贡献了一个可供分析和借鉴的坚实蓝本。（供稿：天津音乐学院 文：耿华文  国家艺术基金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