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指出要“深入整理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古籍文献，挖掘弘扬蕴含其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古籍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川藏铁路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的标志性工程，在改善地缘格局、强化国土安全、拉动区域经济、对接“交通强国”战略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推进川藏铁路沿线交通互连，文化融通，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川藏铁路是连接内地和边疆的大动脉，它不仅是交通线，也是文化线、民族团结线；沿线区域构成边疆与内地经济带，不仅交通要通，文化也必须通。

中国历代传承下来的地方志，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大的社会科学成果群”。一方之志保存着一个地区丰富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重要资料，现存的旧志既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又是挖掘地方文化资料的主要文献载体。但目前学界对于这些志书的整理、研究两不足，需要进行抢救性保护。川藏铁路沿线各地有丰富的地方志资源。由于历史上川藏铁路沿线区域交通闭塞、经济发展缓慢，修志工作与东部地区相比较为落后。以川藏铁路沿线为新的地理界线，从新的视角挖掘这一新区域的文化资源，推进对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解与认同，既增进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联系，也服务于各地社会建设，形成文化合力，为巩固民族团结注入更多活力。

川藏铁路沿线50余部旧志，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人物、天文、地理、山川、疆域、徭役、赋税等。这些旧志多集中于清代、民国时期。清廷议修《大清一统志》，曾在康熙十一年（1672）、康熙二十二年（1683）、雍正六年（1728）三次谕令地方先修府、州、县志，然后呈送一统志馆，作为纂修一统志的资料基础。四川和西藏虽处西南一隅，远离中枢，但这并不影响方志编修工作。川藏铁路沿线的方志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四川境内的方志接近40部。另外，四川境内的方志内容较为丰富，除政治、经济、人物、风俗外，还有风景名胜、州郡建置、诗词歌赋等；西藏境内的志书内容较为单一，但是不乏地方特色物产的记录，如《波密县志》中就有关于波密天麻的记载。

川藏铁路途经20余个县（市、区），目前，川藏铁路沿线方志古籍工作仅涉及成都、温江、崇州、大邑、名山、昌都、拉萨等地区，关于川藏铁路沿线旧志的点校、注释成果较少。相关旧志整理成果有：（1）影印。1961年，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影印了《雅江县图志》《康定县图志》并出版；1979年，（乾隆）《打箭炉志略》（毛边油印本）由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出版；1984年，清张邦伸（1737-1803）《锦里新编》由成都巴蜀书社影印出版；1985年，清傅崇矩（1875-1917）《成都通览》由成都图书馆出版，1987年巴蜀书社再版，2006年、2014年，分别由成都时代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又再版。1992年，清李玉宣等修、衷兴鉴等纂《重修成都县志》由巴蜀书社出版；(2)整理。1995年，（光绪）《名山县志》校注本出版；1996年，（民国）《名山县新志》校注本出版；1998年，（乾隆）《大邑县志校注》出版；2007年，清佟世雍修，何如伟等纂《成都府志》及清王泰云等修，衷以埙等纂，杨芳灿续纂《成都县志》经李勇先校点后由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2007年，清代《雅州府志》校注本出版；2014年，（民国）《崇庆县志》校注本出版；2016年，（光绪）《名山县志》校注本出版；2018年，王斌校注的（同治）《大邑县志》由巴蜀书社出版。

学界只是对四川省或西藏自治区境内各县、市、区方志的零散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也没有形成完整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思路。如成都方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都府志的考证和具体志书编纂、版本的研究，还有学者以成都旧志中关于川菜的记载为资料来源，对川菜的发展历史进行研究；昌都方志的研究，对（民国）《昌都县志》的内容进行梳理，探讨《昌都县志》的版本源流、编写特点及文献价值；拉萨方志的研究，主要是以（道光）《拉萨厅志》为文献基础，比较不同的版本，分析《拉萨厅志·杂记》的内容及资料来源。

由于自然和人为原因，很多地方志已经不复存在，对现存旧志进行抢救性整理是一项意义深远的重要举措。川藏铁路沿线旧志没有标点，大多数也没有分段。在方志的递修、增修和传世过程中产生了多个版本，各个版本的文字都有差异。除了古今字、异体字、通假字、俗写字，还有各种原因造成的衍、脱、倒、误、坏字等情况，手工传抄更容易形成文字的歧异。方志点校的目的在于方便今人阅读。“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只有符合特定标准的点校，才能实现帮助读者阅读、理解古籍的目的，进而服务于国家需求。融合标点与校勘的点校，是目前最基本、最切合实用的整理方式。古籍点校具有艰巨、复杂、长期性的特点，是一项严肃且高标准的学术工作，底本选择、校勘体例、标点分段、参校范围、判断取舍、校改尺度、校记撰写、注释题解均须遵循古籍点校的基本规范，力求“皆有依据，绝无凿空”。方志的考证与校勘，需要与正史对勘，与出土文物、传世碑文等进行比较研究，与存世的其他文献进行对勘，并参考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考订文字异同和正误，加以判断和选择，改正底本的错误，写成校勘记。在校勘的基础上进行注释、题解，力求严谨、准确，“注存旧本，不没其真”，为研究机构和学者提供一个可靠的整理本，为挖掘川藏铁路沿线方志的文化价值提供借鉴。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交通强国战略”，交通发展不仅是交通产业的发展，更是人的全面发展。交通建设离不开文化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地方志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积极探索方志古籍整理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有效路径，充分彰显中国地方志的文化价值，是时代赋予地方志工作者的光荣使命。要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智慧，萃取思想精华，进一步凝聚中国精神、回应时代关切、满足人民需求，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传承弘扬下去，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让中华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供稿：金玉卓）